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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军喜:"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教学应该处理好几个关系

作者: 发布时间:2020-07-06 浏览次数: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教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有许多新的探索。就形式而言,除了传统的教学形式外,又出现了实践性教学、慕课、混合式教学等;就内容而言,除了根据教材设定专题外,还根据教师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或教学对象的不同拓展教学的内容。这些探索极大地提高了课堂教学的吸引力。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任何新的探索都不能偏离“纲要”课教学的“初心”。无论是形式的变革还是内容的更新,我们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更好地实现“纲要”课的教学目标,让学生认识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内在的规律性,深刻理解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为了做到这一点,教师在探索形式和内容变革的同时,还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时代意识与现实关怀

“纲要”课既是一门历史课,又是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性质决定了它必须具有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怀。所谓时代意识与现实关怀,就是指我们的“纲要”课教学,要倾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了解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换言之,我们的“纲要”课,必须关注当下,不能脱离现实。

时代意识与现实关怀是历史教学本身具有的属性。历史教学的目的主要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未来。有人把历史理解成过去,把历史学理解为过去学,这是不准确的。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但我们之所以研究过去,是为了现在,更是为了将来。过去、现在与未来是相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不是过去学,而是未来学。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本国历史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向学生灌输历史知识,而在于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霍布斯鲍姆虽然反对历史成为一种鼓动人心的意识形态,但他同样清楚地意识到,之所以所有的国家都要让它们的青少年在学校里读一点历史,不是为了要了解他们的社会及社会是如何的变迁,而是要认同他们的社会,为他们的社会而骄傲,当一个或成为一个好的公民。[1](P56)设立“纲要”课的目的,主要是让学生认同当代中国的社会和制度,所以我们的“纲要”课教学要有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怀,不能完全沉浸在故纸堆中。没有现实关怀,没有对现实生活的真切体验,我们就无法真切地理解历史。同样,没有对过去中国的了解,我们也无法真切地理解现在的中国。中国现在所有的一切,都与中国的过去有关,特别是与中国近现代史有关。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观察历史的中国是观察当代的中国的一个重要角度。不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尤其是不了解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和文化,就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很难全面把握当代中国人民的抱负和梦想,很难全面把握中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2]当今,中国人民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切的答案,首先要从中国的历史发展轨迹中去寻找。

强调时代意识和现实关怀本质上就是要求我们的教学要坚持问题导向。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就要求我们的“纲要”课教学,要从时代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出发,在现实与历史的结合点上建立起我们的教学体系。另一方面,我们的教学内容应该把握时代的脉搏,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时代主题。“中国梦”本身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如果我们把“中国梦”放到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视野中来看,就会发现,这一梦想源于古代中国的辉煌成就,源于近代中国应对西方殖民扩张与侵略的种种失败,源于中华民族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觉醒,源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与探索,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因此,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紧扣时代发展的主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也只有把握了历史脉络,才能讲清楚历史和人民为什么又是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二、世界眼光与中国立场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资本主义大工业创造了世界市场,把整个世界联为一体,从而“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3](P114)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的近现代史与欧洲资本主义的扩张紧密联系在一起,也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必须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必须要把中国放到世界大格局中去认识。如果没有世界眼光,我们就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

所谓世界眼光,就是我们在讲述中国近现代史的时候,应该顾及同时代世界局势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国的影响。如果就中国论中国,就永远无法讲清楚中国。比如说,中国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要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要有世界眼光。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里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句话表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跟俄国十月革命有关。因此,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谈到苏俄、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还有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背景,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反资本主义浪潮有关。因此,我们在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必须讲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世界爆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危机。西方的危机使曾经醉心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不是我们应该模仿的最佳典范?中国应该如何防止或避免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以免重蹈欧美资本主义的覆辙?就在这一背景下,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相继输入中国,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在思想趋向上发生了一个明显的群体转变,这就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一种对西方文化的怀疑与不安,对西方制度未来的悲观情绪产生了,加之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中国人对西方的幻想彻底破灭。毛泽东说,“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于是“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4](P1470)这个“怀疑”,是对西方文明的怀疑,也是对自身过去盲目学习西方的怀疑,正是这种对西方文明的“怀疑”的产生、增长和发展,促使中国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

强调世界眼光并不是要忽视中国立场,恰恰相反,“纲要”课教学在具备世界眼光的同时,必须要有中国意识和中国立场。所谓中国意识和中国立场,是指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中国的,价值取向是中国的。中国近现代史学界过去长期受到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常常是从西方看中国,或是站在西方的立场上来讨论中国,用西方的概念来阐释中国的历史。实际上西方很多的概念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当我们使用西方概念的时候,无意中就用西方的价值否定了自己。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其思想根源和理论根源就在这里。因此,我们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并用它来重新认识自己,表达自己。如今我们特别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所谓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要致力于创造属于自己的理论或话语体系。要做到这样的自觉、自信,首先就必须打破对西方话语的迷信。我们的“纲要”课教学应该自觉摆脱西方话语的影响,树立明确的中国立场和中国意识。只有坚持中国立场和中国意识,才能在西方强势的学术话语世界里面站稳脚跟,才能有效回击历史虚无主义。

三、历史叙述与理论阐释

根据2008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增设“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二级学科的通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要将理论研究同解析历史进程、总结历史经验结合起来。”“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要从历史和理论相结合的角度,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研究,深入开展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研究,深刻认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进一步增强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然而,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经常会出现两种偏向:或者偏重历史叙述,导致理论弱化,变成了历史专业课;或者偏重理论阐释,导致历史弱化,变成了单纯的思想政治理论讲述。因此,如何处理好历史叙述和理论阐释的关系,把历史与理论融合在一起,是我们“纲要”课教学面临的又一重要问题。

所谓把历史与理论融合在一起,就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叙述中归纳、总结和阐释理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史论结合。所谓“史”就是史料,“论”就是理论。这里的“论”,既是指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指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所得出的正确结论。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指出,要做到史论结合,必须先掌握史料与理论,这是做好史与论结合的前提条件。“把史料贴上理论的标签,或者把理论加上史料的注释”,都不能算是史论结合。[5](P78)因此,真正的史论结合应该是历史叙述和理论阐释的统一。一方面,详细地占有史料;另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整理和分析史料,从中引出正确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强调把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加以严格的区分,从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实的真相,这是我们在解析历史进程中必须坚持的原则,坚决反对那种只看现象、不看本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谈失误,不谈成绩的思想方法。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揭示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规律,才能更好识别各种唯心主义观点、更好抵御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言论。

在“纲要”课的教学中,把历史叙述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目的就是要把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统一起来。所谓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的统一,就是把理论的普遍性与历史的特殊性、理论的原则性与历史的多样性统一起来。在中国,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统一起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比如说,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向学生讲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把理论逻辑与历史逻辑结合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实践;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扎根于中国实际,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6]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源,同样,独特的历史和文化决定了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决不能照搬别人的模式。近代以来,中国两次在制度上照搬他国:第一次是模仿欧美,第二次是模仿苏联。这两次均以失败而告终。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忽视本国历史与文化,照搬他国制度行不通。中国既不能走西式的道路,也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四、学术自觉与思想引导

“纲要”课既是思想政治理论课,也是历史课。作为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有人认为它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说教,缺乏学术上的学理性和系统性。这固然是对“纲要”课的误解和偏见,但也提示我们,“纲要”课教学急需提高学术含量。如果没有学术性,我们在课堂上所传授的知识可能就是没有根基的,苍白无力的。习近平在去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批评了当前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上的不良现象。他说,有一些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深、理解不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上功力不足、高水平成果不多。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他还说他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7]这表明,我们的学术性还亟待提高,从事“纲要”课教学的教师应该树立起本学科的学术意识和学术自觉,追求更高的学术品位,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学科,是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从事“纲要”课教学的教师,必须充分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动态和最新成果,以提高我们的学术性。历史学家陈寅格曾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8](P266)“预”是参预,“流”是指学术新潮流。预流,就是要站在学术的最前沿,敢于和善于依据新思想、应用新材料、解决时代所提出的新问题。这就需要我们关注学术动态,弄清学术源流。只有搞清楚了学术史,才能站在学术前沿。如果我们不了解本学科的前沿动态,我们所传授的知识就有可能是陈旧的,甚至是错误的。比如说关于抗战的问题,新近的研究表明,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是努力抗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其中也就包括国民党方面的贡献。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我们应该重视,并把这方面的成果引入我们的课堂。

当然,“纲要”课在强调学术的同时,也要注意思想引导。比如说,学术界有人主张以“近代化范式”来取代传统的“革命史范式”,并借此来否定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这种主张极具迷惑性。事实上,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就存在两种话语系统。一种是“近代化话语”,它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中国在西方冲击之下不断调整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另一种是“革命话语”,它把中国近代史视为西方殖民势力不断入侵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及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过程。这两种话语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观念、理论预设及叙事方式上,根本不同乃至相反,表现在对近代史事与人物的评价上,“是否有利于近代化”或“是否有利于革命”是他们评判近代史事与人物的两个不同价值标准。如果从“近代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一系列历史事件,对西方势力的入侵及其后果多有肯定,而对国内民众运动和革命活动多有批评。如果从“革命”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历史,则对帝国主义的入侵加以批判,而对国内的民众运动及反清活动非常同情。当前学界出现的这种“范式”之争其实是20世纪30年代两种话语之争的翻版。对此,教师一方面应该告诉学生“近代化”范式的由来与实质及其西方思想渊源,另一方面要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中国近现代史的主流和本质。“中国的近现代史,就其主流和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9](P1)其中“救亡”就是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也就是“革命”;“复兴”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也就是“现代化”。革命与现代化是统一的,不是对立的,革命的出发点和目的都是现代化。因此,任何试图以“近代化范式”来取代“革命史范式”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参考文献:

[1] [英]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论历史[M].黄煜文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2]习近平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N].人民日报,2015-08-24(1).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翦伯赞历史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6]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更好走向未来 交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格答卷[N].人民日报,2013-06-27(1).

[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2).

[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9]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导言(2015年修订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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